故为了与韩非的性恶论相区别，他将荀子的人性论概括为性恶心善，这是一种应急的反应，是由性恶论促成专制倒推出荀子不是性恶论，而是性恶心善论，故他没有也不可能对新见做出详细论证。
人们寄望于政府干预的基本假定是：无论市场信息如何充分，也无论市场参与者如何理性，市场都有形成泡沫的内在动力和倾向。例如，政府可能有目的地制造泡沫，或者别无选择，形成泡沫是其不得不接受的代价。
另一方面，市场并不仅仅被动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同时也对经济基本面产生能动作用，甚至可能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并由此成为经济基本面本身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集中在经济基本面这样的概念上。如果要问国际金融危机给予市场行为主体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恐怕就是对于自己的形势判断尽可能多地再给一次怀疑、再进行一次检验。所以市场难以做到自行趋于均衡。这里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因此是一个悖论。
人们常常更为重视研究非理性行为如何制造泡沫，研究政府干预如何避免泡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市场模式，它既可能使所谓的有效市场理论更有效，理性市场行为更理性，又不断侵蚀地缘和文化的障碍，加快沟通的速度，提供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改变着传统市场的功能，影响着包括政府等市场监管者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因而进一步增加。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以及学校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严格执行《预算法》、《担保法》等有关规定，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不得出具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直接或变相担保协议，不得以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国有资产为其他单位和企业融资进行抵押或质押，不得为其他单位或企业融资承诺承担偿债责任，不得在预算安排之外与其他单位或企业签订回购协议，不得从事其他违法违规担保承诺行为。
财政部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等要切实加强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严格落实借款人准入条件，按照商业化原则履行审批程序，审慎评估借款人财务能力和还款来源。我国政府性债务以内债为主，并且地方政府性债务是多年累积而成的。从偿债条件看，除财政收入外，我国地方政府拥有固定资产、土地、自然资源等可变现资产比较多，可通过变现资产增强偿债能力。30多年来，地方通过自身经济发展和财力增长，偿债能力不断提高，逾期违约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地方融资将有长效机制此外，在地方融资长效机制建立方面，财政部将有所动作。（记者 秦菲菲） 进入专题： 地方债 。
财政部人士给出了如上判断。有的在落实偿债责任和措施后要剥离融资业务，不再保留融资平台职能。财政部明确，将坚决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行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据审计署发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
地方政府在出资范围内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实现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内部化。有的要充实公司资本金，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商业运作，引进民间投资改善股权结构。财政部表示，将加快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之前关于在建工程会拿不到银行后续贷款导致烂尾工程涌现的担忧将得到缓解，银行业相关风险也得到一定程度释放。
上述人士还指出，从债务结构和偿债条件看风险也可控。财政部要求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
财政部还对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进行了明确。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要按照协议约定偿还，不得单方面改变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得转嫁偿债责任和逃废债务。
对还款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公益性在建项目，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不得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应通过财政预算等渠道，或采取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金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加强融资平台公司土地登记与管理的合规性，注入公司的土地必须经过合法划拨或招、拍、挂程序这固然能为中国哲学的哲学性提供相当便捷的辩护，却未必能对理解文本提供知识性的帮助。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所以，中国古人对分布式普遍者的想象就很可能是类比于对物质分布的观察，典型如：近而一身之中，远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众，莫不各具此理。那么再以无形来描述道，就并非指其不在事物世界，而是指道不受外形约束，所以能充实于一切物形中（充形者之非形），也即无形还是在描述道的时空分布。
2022年：《世界观论证：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下）》，载《团结》第4期。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窍之受光有大小也。
因为实字的构型虽象征着屋檐下金玉充实的富足状态，并由此引申为一般意义的充实，也即空间之虚的反义词，但至少在战国时期，名实之实并非虚实之实，而是取义于后者的引申，即当空间上的虚被引申为认识上的虚假时，实被引申为真实。但要点是所谓离并非指坚、白能在事实上离开坚白石，即并非否定坚白石有坚有白的事实，而是以空间上的离开来隐喻坚、白作为分布式普遍者，能分布于石头之外。
所以相对于《白马论》的定与不定之分，《名实论》区分了位其所位和出其所位，这还是对普遍者是否分布于某物的描述。[3]李巍，2019年：《合法性还是专业性：中国哲学作为方式》，载《江海学刊》第2期。
……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需要注意的，是引文中的体同与类同之别。（《朱子语类》，第61页）如上，断言枯槁之物也有理，只能说比庄子讲的道在屎溺略显文雅，但还是把天理看成分布式普遍者。[2]冯友兰，2014年：《三松堂全集》，中华书局。
1、分布成分先看白马非马。恰如天上下雨：大窝窟便有大窝窟水，小窝窟便有小窝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
（见冯友兰，第2卷，第16-17页）只不过，因为对论证的理解被窄化为逻辑学的形式推理，这使得冯友兰对中国思想的论证品质评价不高（同上，第20页），也导致他所开创的学术传统中很少有对论证问题的学理发声。（《管子·内业》）化者，复归于无形也，……充形者之非形也。
对此二者稍加辨别，也能使对分布论证的刻画更为充分。但这种道物关系论并非分布论证的反例，因为其关心的并非道之于物的普遍性，而是主宰性，即所以将一多之分界定为有无之分，不是要强调道作为普遍者是外在于事物世界的抽象实体，而是基于众不能治众的治理逻辑，说明道作为主宰者一定是与作为从属者的万物相区别的至寡者。
而这，构成了儒家论证理一分殊的关键考虑：郑问：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万川相似。但要点是，道是被设想为这种分布式普遍者。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见李巍，2021年）是故亟待强调的，是中国古人虽然发现了类或其他抽象形式的普遍者，真正关切的却是分布于具体时空的普遍者。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朱子语类》，第2049页） 在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的分布过程中，既要确保天理或太极不被分裂，又要确保万物各自全具一太极，这种从一到多的分布最适合解释为从原型到影像的映射，而不能类比于物质元素从整体到部分的散列（割成片去）。但概念上，兼首先是在《墨子》中得到讨论：体分于兼。
气和性被引入描述理的分布，又会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气作为分布载体，是否会对理的分布产生影响？另一是性作为理在气中的分布成分，是否存在状态差异？理学文本中，这两个问题通常是被整合作答，即肯定气这一载体会对理的分布产生影响，其形式则是使人、物之性——作为理的分布成分——产生量的差异，比如：人、物之生，天赋之以此理，未尝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
